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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經濟競速 這次 精明的湖北人把眼光盯緊成都和深圳

每日經濟新聞 2019-06-10 15:13:15

如果說深圳的經驗是,思想解放、生態培育以及尊重市場;而成都對武漢光谷更大的啟發,則在于改革思路和創新魄力。

每經記者 劉艷美 余蕊均 張明雙    每經編輯 楊歡    

武漢光谷 圖片來源:攝圖網

5月27日晚9時許,從武漢起飛的EU2714航班,準時降落在成都雙流國際機場。

一群帶著“特殊使命”的年輕面孔走下飛機,行色匆忙。他們分別是武漢東湖高新區“互聯網+”辦公室副主任、湖北日報記者等,一行五人。

這個“科技+記者”的組合,讓人好奇他們到底有著什么“特殊使命”?

走出機場,五人未做任何停留,甚至來不及欣賞成都的美景,當即乘車直奔位于成都南邊的高新區,找到一家酒店住下,打算為第二天的行程養精蓄銳。

為什么選擇這里?這與他們第二天的目的地有關。

5月28日上午9點半,目的地揭曉——坐落在高新區天府大道南延線西側的成都市政府第一辦公區新經濟委會議室。剛一坐下,一行人就開始“刨根問底”。

成都天府大道 圖片來源:攝圖網

武漢方:“一直很佩服成都的新經濟,很多思路特別是搞場景,領先我們。”

成都方:“武漢光谷的瞪羚企業‘555計劃’非常不錯,一直想去取經,沒想到你們先來了……”

來訪者迫切地想知道,作為全國第一個新經濟發展委員會,成都這個特色機構到底藏著多少秘密?而坐在對面的成都市新經濟委大數據處相關負責人,對“刨根問底”一一作答,說到關鍵處,還專門邀請“外援”詳細解答。

對話持續近3小時,以至于午飯時間雙方都是在辦公區吃的“工作餐”。

當晚,一行人又馬不停蹄從成都南下深圳,于5月29日凌晨2點抵達寶安國際機場。

還沒來得及睡上幾個小時,當天一早,他們又神采奕奕出現在位于深圳市福田區福中三路市民中心的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展開另一場高密度對話。

“中國光谷在國外都很有名,深圳當年申報自主創新示范區,還去過東湖學習。”見面時,深圳市科技創新委電子信息科技處調研員郭尚明專門提到。

這群人此行的“特殊使命”究竟是什么?

6月3日、4日,《湖北日報》分別在10版、11版推出觀察報道:《光谷與成都對話思辨錄》《光谷與深圳新經濟對話》。至此,謎底終于揭曉。

《湖北日報》6月3日10版、6月4日11版版面截圖

早在2015年,武漢光谷就組建全國首個“互聯網+”辦公室。在當下的城市新經濟競速中,除了解決好自身的發展外,同時,更要看外面的城市有哪些值得借鑒的地方,因此,光谷在全面發力互聯網的同時,也密切關注著深圳、成都等創新型城市的動向。此次專門聯合湖北日報赴兩地考察,正是為了“面向全國發起政策眾籌,通過‘籌智’為新經濟賦能”。

一場“特殊使命”

身處中部腹地的武漢,一直是城市競爭中的佼佼者。

“曾經,中國只有兩座‘大城市’,一座是大上海,一座是大武漢。”這是不久前在網上刷屏的紀錄片——《城市24小時》武漢篇的開場白。

武漢之“大”,很多側面可以佐證:

地理位置上,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是長江中游航運中心,高鐵網輻射大半個中國;

經濟規模上,作為計劃經濟時代的工業重鎮,上世紀80年代武漢經濟總量高居全國第四,緊隨京津滬三大直轄市;

科教資源上,武漢擁有89所高校,大學生超過120萬人,是世界上在校大學生最多的城市。

而早在百年前,孫中山就在《建國方略》中這樣描述武漢:“溝通大洋計劃之頂水點,中國本部鐵路系統之中心、中國最重要之商業中心。”

不過,隨著沿海經濟興起,武漢經濟一度落后,GDP排名在十名開外徘徊20余年之久。近幾年,武漢終于重回十強榜單,“復興大武漢”也喊得越來越有底氣。

說到這里,就不得不提到武漢東湖高新區,也就是俗稱的“光谷”——這個一度被稱為武漢“地圖外兩厘米”的地方,如今已成為武漢一張響當當的名片。

武漢光谷廣場 圖片來源:攝圖網

近幾年,武漢光谷迅速崛起,已形成光電子信息、生命健康等五大千億級主導產業,同時,集成電路和新型顯示、數字經濟兩大新興領域也發展迅猛。

“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精明如斯又帶著“特殊使命”的這群湖北人,這次為什么將目光鎖定深圳和成都?他們關注的,又是兩座城市的什么特別之處?

3小時刨根問底

時間回到5月24日,成都市新經濟發展委員會收到武漢東湖高新區管委會來函,希望學習借鑒其“在推動數字經濟產業等方面的先進理念和工作經驗”。

4天后,成都市新經濟委大數據處處長劉海波作為代表,與武漢光谷來客展開對話。

“主要從宏觀背景、實際考慮和微觀需求幾個層面,闡述了成都發展新經濟的思路和打法。”劉海波回憶,這場互動式交流持續近3個小時,能夠明顯感受到對方對“制度創新”的興趣。

比如,為什么要組建新經濟委?

像美團,你說它屬于哪一類企業?誰來管誰來服務?食藥監、商務局還是科技局?騰訊也是,業務那么多,又該哪個部門來負責?”通過介紹企業發展中的實際,劉海波引出新經濟的4個顯著特征,聚合共享、跨界融合、快速迭代、高速增長。新經濟委的成立,就是“為了讓新經濟企業找到婆家”,有了新經濟委,就可以更好地服務。

解決了“九龍治水”,更要想辦法推動新經濟應用落地。成都的做法是,給場景——這一創新舉措,被武漢光谷視為此行最大的收獲。

成都高新區 圖片來源:張建 攝(資料圖片)

城叔了解到,5月28日臨近中午時分,成都市新經濟委產業促進處處長楊泉也作為“特邀嘉賓”加入對話,詳細介紹了成都“應用場景理論”和“城市機會清單”。

這最早要追溯至2017年11月9日,成都召開新經濟發展大會,提出新經濟的“成都定義”——

聚焦“六大新經濟形態”,重點發展數字經濟、智能經濟、綠色經濟、創意經濟、流量經濟、共享經濟,構建具有成都特色的新經濟產業體系;

構建“七大應用場景”,通過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推進智慧城市建設、科技創新創業、人力資本協同、消費提檔升級、綠色低碳發展、現代供應鏈創新應用,著力培厚新經濟發展的市場沃土。

今年3月26日,成都又在全國首創性提出“城市機會清單”,發布10大應用場景、7大類、450條供需信息,進一步將場景具象為可感知、可視化、可參與的城市機會。

巧的是,武漢光谷“互聯網+”辦公室相關負責人透露,互聯網產業發展到這個階段,大部分企業的關注焦點正是場景問題。他還透露,光谷即將出臺的新“互聯網+”政策,新場景應用可能就是第一條。

作為長期跑科技口的記者,《湖北日報》記者李墨自2013年起一直在觀察光谷,以及與之有關的一切。在她看來,盡管各地都在研究新經濟這個課題,但成都提出“給場景”,就是在“給市場”,“真的很厲害”。

為何選擇成都和深圳

接連對話成都和深圳,光谷的動作很大程度上串聯起成都、深圳、武漢三座城市,也引發大家對這三座城市及光谷本身的關注。

光谷軟件園 圖片來源:武漢東湖高新區管委會官網

“取經”深圳無可厚非,深圳畢竟是中國創新能力最強的城市之一,而成都和武漢很多方面差距并不大,光谷為什么會選擇成都?城叔非常好奇,專門在端午節前一天委托身在武漢的《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朋友,去光谷實地一探究竟。

其實,這幾年,光谷互聯網產業搞得風生水起,“互聯網+”企業已超2100家,從業者逾10萬人,小米、海康威視、科大訊飛等互聯網“第二總部”突破60家。2018年,平均每個工作日有80家科技型企業在光谷誕生。

現在,每個星期都有兩到三家互聯網公司通過各種渠道找到我們。今天接待的是一家直播電商企業,準備做一兩千人的規模。”6月6日下午5時許,在武漢光谷公共服務中心4樓,剛跟一家企業談完落戶的“互聯網+”辦公室相關負責人,頗為驕傲地告訴每經記者。

這樣“生猛”的光谷,為何還要搞政策“眾籌”?

對此,上述負責人坦言,2016年初武漢光谷就發布“互聯網+”試行政策,提出通過設立專項資金,提供房租、帶寬補貼等方式,推動產業創新。但是,互聯網企業創新節奏太快,政策不光得跟上、更要預判和領先于趨勢。“如果說以前的政策是‘小米+步槍’,現在就是搞‘AK’,吸取更多營養,把政策制定得更科學一些。”

那么,為什么選擇成都和深圳?為什么沒去北京和上海?

深圳 圖片來源:攝圖網

作為聯合發起方之一,李墨的回答是,京滬“先天稟賦”無法復制,同為草根創業的深圳、成都等城市,對光谷更有借鑒意義。

具體而言,深圳的經驗是,思想解放、生態培育以及尊重市場。

《湖北日報》記錄了這么一個片段,足以說明深圳政府如何“專心做好服務”:

一位在深圳打拼20多年的湖北人舉例,有時候政府人員到一些企業辦事,遇到分管高管開會,政府人員經常在門外一等就是一個多小時,這就是民營企業的“深圳待遇”。

而在李墨眼里,成都對光谷更大的啟發,在于改革思路和創新魄力。

頗為微妙的是,武漢和成都兩座體量相當的內陸城市,常被拿來比較。武漢一位參與招商的政府工作人員曾向媒體透露,“我們在(第二總部)招商中唯一的競爭對手,就是成都”。

也因此,武漢對成都似乎格外關注。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及兩市統計公報

“成都市新經濟委成立我就注意到了,能夠從體制機制上下手,非常了不得。”在李墨口中,成都是武漢“值得尊敬的對手”。

一定要去這個新機構看看——為什么要成立這個部門?它到底怎么運作?它給成都新經濟帶來了哪些變化?這正是武漢光谷一行人來成都的初衷。

而聯合湖北日報發起“眾籌”,則是希望借助主流媒體的力量,進一步擴大活動權威性與影響力。

城市共識與挑戰

“培育壯大新動能,加快發展新經濟。”自2016年“新經濟”被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以來,數據顯示,我國新經濟規模占GDP比重已超30%。

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意識到,拼資源、拼環境的老路已難以為繼,加快科技創新和產業轉型,成為城市發展的必然選擇。

事實上,近幾年,包括深圳、成都及武漢在內,新經濟已成為城市競爭的新賽道。誰能把新經濟這塊“蛋糕”做大,誰就能在激烈的競爭中搶占先機。

成都天府軟件園 圖片來源:張建 攝(資料圖片)

例如,杭州將數字經濟作為“一號工程”,2018年核心產業主營收入首破萬億元;繼成都之后,西安也成立新經濟產業發展局和大數據產業發展局,并提出建設“新經濟之都”;貴陽成立大數據發展管理委員會,著力打造“中國數谷”……

不過,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新經濟專家朱克力看來:“新經濟既不是靠城市規劃出來的,也不是靠補貼和優惠培育出來的。”

這句話,直戳要害。

“我們是效能倍增器,而不是發動機。”武漢光谷“互聯網+”辦公室上述負責人也談到,隨著5G、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快速發展,許多互聯網科技公司尤其是獨角獸和“第二總部”,對政策的需求早已不再局限于房租和寬帶補貼,而是在應用場景、人才吸引、平臺搭建乃至產業話語權上,提出了更高訴求。

最好的政策,就是企業需要的政策。不管是深圳“弱勢政府”的放手心態,還是成都“給優惠”不如“給機會”的理念轉變,都是拋開慣性思維,尊重市場規律的直接體現。

這兩年,城叔最常聽到一些地方官員掛在嘴邊的話就是:“新經濟企業需要的不僅是優惠,而是土壤、機會;企業才是市場主體,企業需要什么菜,政府再配什么菜……”

這樣的觀念,已逐漸成為城市發展的共識。然而,城市發展日新月異,新經濟“風口”瞬息萬變,如何讓新經濟企業邁開腿、走得穩,也對城市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以成都為例,這座城市正加快建設全面體現新發展理念的城市,想方設法提升城市能級、變革發展方式、完善治理體系、提升生活品質。尤其是在城市空間布局優化上,創新性地提出“東進”——跨越龍泉山向東發展,推動城市格局從“兩山夾一城”向“一山連兩翼”轉變。目前,位于“東進”核心區域的成都天府國際機場進展順利,成都將成為全國第三個擁有雙機場的城市,僅次于京滬。2019年一季度,成都東進區域完成投資增長23.2%,高于全市投資增速13.2個百分點。

成都天府國際機場效果圖 圖片來源:張建 攝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公園城市”首提地,2018年,成都動作頻頻:累計鋪就2607公里天府綠道、全球最大城市森林公園也在如火如荼地推進中……按照成都的理解:公園城市是“人、城、境、業”高度和諧統一的現代化城市形態。2019年,是公園城市建設的關鍵一年,成都正加速從理念落地實踐,公園城市正“成勢”,為2000萬人勾勒一副美麗宜居的公園城市新場景。

如上種種,便是李墨眼里,這個武漢“值得尊敬的對手”——成都,正在進行著的諸多創新城市戰略。既要引得來“鳳凰”,也要培育出“大樹”。企業的未來,就是城市的未來,而城市的未來,便是所有城市人的未來。

 

責編 劉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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